*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李玉说，每一部电影里的女人都有她自己的影子，拍完她们，就又往前迈了一步。

记者｜卡生

李玉坐在我的对面，贝雷帽、rapper夹克衫，没变，但又似乎有了不同。上一次采访她，是在《二次曝光》上映前夕，那时她38岁，即将跨入40岁的门槛。她告诉我，那时候有过很强烈的年龄焦虑，但没好意思跟人说，她一边哭一边收拾衣柜里五颜六色的卡通T恤衫，就像是和青春时代告别。那些衣服有的捐了，有的送了朋友。直到有一次参加戛纳电影节，她在一家古着店里看到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正在试穿一双粉红色的高跟鞋。“那画面呀特别温暖，老太太穿着一套嫩绿色的套装，拿着一把镶有珍珠的伞，穿着那双鞋站在镜子前转来转去，欢喜得不行。当时我就觉得，每个年龄段都应该有每个年龄段的精彩，应该活在当下。”李玉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让李玉卸下了某种焦虑，她说这种“自我成长的瞬间”是天性里带的，像在房子边缘织着网的蜘蛛，观察着眼前的一切，能感知不易察觉的东西，比如一场暴风雨将至，又或猎物已悄然地一步步朝她走来。这种敏感与情绪，在她的电影里呼之欲出。叛逆李玉是山东人。21岁时，李玉顺应母亲的意愿在济南电视台做了一名主持人。“我一眼就看到了生活的尽头，当一个制片人，分套房，结婚，生孩子，退休……”生活安稳，她要自由的好奇劲儿却上来了。她写了辞职信，领导不批准，她就装病不去上班，最终，她跳上了一趟开往北京的火车，就像《观音山》里的南风（范冰冰饰）坐在列车上的情景，和过去告别，即使前路叵测。到了北京后她还是干自己的老本行，最吸引她的平台是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栏目。年开播的《东方时空》，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视角，在当时被誉为“开创了中国电视改革的先河”，改变了观众早间不收看电视节目的习惯。可想而知，要进入节目组有多么难。李玉给《东方时空》节目组写了自荐信，在《生活空间》子栏目做了一段时间的外景主持人。有一天，她看了自己节目组的一个纪录片，拍的是刷马桶工的一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种表达方式，拼命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她找到了自己想表达的方式——在镜头背后，旁观故事发生。没过多久，她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姐姐》，获得了当年中国纪录片协会的大奖。在“国际纪录片大会”上，这部片子曾让纪录片大师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Wiseman）感叹道：“中国的纪录片已经拍得这么超前了！”直到现在，《姐姐》依然是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院校的教学片。最近，这个纪录片被多个自媒体翻了出来，原因是它和现在正在热映的电影《我的姐姐》讲述的家庭里重男轻女的故事很相似。李玉不是学院派出身，也没有学过拍摄基本理论，她拍片靠的是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洞察力。李玉回忆，《姐姐》的视角是她后来转换的，一开始电视台要拍摄一个优秀警察的家庭，是一次很常规的工作任务。她进入采访后发现，这个家庭有一对可爱的6岁双胞胎儿女，妈妈无意中说了一句“这个女孩不讨人喜欢”，李玉凭直觉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特别的故事。6岁的姐姐被当成成年人对待，而6岁的弟弟则是父母眼里的心肝宝贝，一切好吃、好玩的东西都先给弟弟，姐姐在那个家庭里天生成为了一个牺牲者。李玉把镜头对准了这对孩子。片中，女孩有了一些自我意识之后，她开始提问：“凭什么我是姐姐，我就一切都要让着弟弟？”这种提问放到25年后的今天，依然是犀利且有现实意义的。李玉拍摄纪录片的这段经历为她之后的电影之路奠定了一种发问形式——“一切被边缘化的女性正在经历着什么？”纪录片视角让李玉多了一种对现实题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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